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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地理中心的移位:一种学科史的视角

  二战之后,北美成为欧洲之后社会学的第二个中心。在巅峰时期,用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的话来说,美国社会学的主导地位使之成为社会学的代名词。(19)囿于篇幅,本部分并不会详述美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而将论述重点放在北美社会学中心的确立和欧洲时局的关系,以及美国社会学对其他地区的影响。

  在理论上,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综合了韦伯、迪尔凯姆和帕累托等人的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欧洲社会学也具备了美国理论的特点。并且,对结构和行动的探讨至今仍属于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事实上,帕森斯理论的兴起,本身意味着美国社会学研究旨趣的调整。从关注城市中个体和心理层面问题的研究,转向对宏大系统理论的关注。一方面,这是美国学者学术努力的成果,经由综合欧洲理论来完成;另一方面,这本身也是二战之后美国取得的国际地位对社会学提出的要求。按照雷蒙德·布东(Raymond Boudon)的观点,战后国际新秩序建立,美国社会学家第一次开始关注过去欧洲宏大社会学传统的经典问题。(20)这种认识论和研究旨趣的变化,是美国社会变迁的直接反映。

  美国社会学宣判了社会进化论代表斯宾塞的失势,此前斯宾塞曾被列为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结构功能主义之外,对社会阶层和冲突的关注使得马克思由一位政治经济学家,在美国成为批判社会学传统的奠基人。在此之前,马克思并没有被纳入社会学奠基人的角色。甚至,随着20世纪7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发展,美国社会学还制造了“法国理论”这一话语,福柯和德里达等人原本在法国属于异类和小众,但是在美国却因为反文化运动的需要而成为主流,被美国社会学家当作重要的“象征资本”。(21)

  并且,美国社会学的输出,对其他地区的社会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仅就中国社会学而言,阎明所谓“第一代中国社会学者群”的形成,列举了12位有代表性的中国社会学家,其中除了陶孟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学位外,剩余的学者几乎全部都有美国留学的经历,并且大部分集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22)此外,以波兰为例,

  )对波兰社会学的研究指出,那些游历美国的波兰社会学家,对波兰经验社会学的发展发挥了决定作用。美国的定量研究方法,构成了波兰的“社会学想象力”。并且,作为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波兰项目吸引和资助了大批波兰社会学学者前往美国,其目标在于以经验和理性的思维,取代欧洲的意识形态传统。(23)

  针对美国社会学学术研究的特点,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将麦当劳化社会应用到对社会学的分析中,认为美国社会学也存在麦当劳化的趋势。它追求效率、控制、计算和预测,并最终导致非理性和去人性化的特点。瑞泽尔提醒人们关注美国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的冲击,警惕这种“美国病毒”的影响。(24)美国社会学对全球的影响,如同麦当劳在全球建立的文化图腾一样,虽然为非西方社会学的建设提供了积极的参考,可以借用美国的方法和标准,方便快捷地在非西方展开社会学实践。但是,如果这种借用丧失掉自我意识,会对非西方地区的社会学在自我认同的形成和社会学实践的创新上构成不利影响。

  应该注意到,历史上北美社会学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地理中心,和欧洲社会学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美国虽然被视为一个民族大熔炉,但其主体由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构成。美国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亦与欧洲存在密切的关联。帕森斯作为美国社会学的标志性人物,具有深厚的欧洲背景,他早期从事生物学研究,而后在德国接受社会学训练。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拉扎斯菲尔德,在奥地利出生,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此外,我们熟知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创始人索罗金(Sorokin)来自俄国,因和托马斯(Thomas)合作研究《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而闻名的兹纳涅茨基(Znaniecki)来自波兰,奥格本(Ogburn)来自格鲁吉亚。

  除了在欧洲接受社会学训练,知识分子移民对美国社会学影响巨大。二战初期,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对犹太人和东欧人的迫害加剧,开启了欧洲知识分子的移民潮。德国和东欧社会学家前往北美(主要是美国)避难,并在那里建立和发展社会学系,美国社会学因此受惠颇多。在方法上,作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在二战期间移民美国,对那里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产生了潜在影响。在此之前,他们的作品大多发表在德语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期刊上,并不为美国的社会科学所熟悉。(25)当然,普拉特也提醒我们这种影响无法等同为直接的因果关系,历史上美国社会学选择性地吸收了维也纳学派的理论。

  事实上,英国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甚至二战后英国社会学的复兴,主要依赖这些来自东欧的知识分子移民。特纳指出,英国社会学的特殊之处在于,社会学繁荣的地区,并不是在牛津或者剑桥这样的传统老牌院校,而是在莱斯特、兰卡斯特、利物浦、华威、爱丁堡这些相对偏僻的地方。国内学者熟知的伊利埃斯和鲍曼,他们分别在莱斯特大学和利兹大学获得教职。用特纳的话来说,这些英国院校为来自东欧的知识分子移民提供了一个家。(26)

  据1933年《曼城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记载,随着纳粹政权上台,因为怀疑犹太裔学者在“政治上的不可靠”,许多人被大学免去教职。这其中包括了人们熟知的曼海姆和霍克海默。彼时的瑞士、法国、英国、瑞典和美国,成为犹太裔学者的移民选择。(27)大卫·舒泽兰德(David Sutherland)将知识分子移民视为一种文化现象,这些来自德国的流亡社会学家之于美国社会学,构成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其中存在一个特殊的个案,法兰克福学派是社会学家集体移民到美国的例子。学派成员有意切断和美国社会学的制度化联系,创造属于自己的相对孤立的学术环境,以确保实现自身的理论追求。(28)可以看到,欧洲理论的独特旨趣和学术追求同美国社会学实用主义经验研究的特点之间,构成了两个地理中心之间的张力。

  北美社会学的发展,使之成为社会学的新地理中心。一方面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大批欧洲社会学家流亡美国,为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带来了丰富的人才储备和欧洲理论的传统;另一方面,结构功能主义的兴起,反映了战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新地位。虽然帕森斯的理论综合尝试在历史上遭遇挑战,但是他却带来了冲突论、反思社会学和行动结构理论等后续研究的展开。更为重要的是,标准化的经验研究,几乎成为世界社会学的通用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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