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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故事丨中国的社会主义从“人猿相揖别”讲

  【编者按】时代向前,历史空留,穿行其间的精神却亘古而恒定。打捞散落的故事,学习不变的精神,我们特别推出“学习故事”专栏,以理论学习为出发点,以故事为载体,带您重温近百年间,我们党永恒的初心。

  “人猿相揖别”,轻巧谐趣的背后,却蕴含着深刻而宏大的历史——到底是上帝创造了人,还是我们讲的由猿进化成人。

  这样形象生动的教育普及,早在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时,就在人的心中和笔下扎下了根。

  一如它的内容,简明通俗,却以扼要的文字,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各时期的特点。

  那时,农动勃然兴起,依靠农民力量,号召农民参与革命,得到人的重视。

  但农民革命,不能像封建时期的起义,领导者需要学习民族革命史、中国农民问题、军事运动等等知识,更需要理论体系的支撑。

  于是,1926年的5月,在广州那座红墙黄瓦、古色古香的番禺学宫里,带着萧楚女等人,开办了第六次农动讲习所。

  时间紧迫、革命大势如火如荼,如何将理论知识快速通俗地传授给学生,颇费了一番工夫。

  就在此时,他无意间翻阅到了张伯简所著的《社会进化简史》,书中,张伯简从猿变成人的原始社会讲起,将社会发展的历史分为几个阶段,还制作了一张《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作为辅助阅读材料。

  他按照书中脉络,将重要关节列出问题,每日上课时分发给学生,然后让学生带着问题看书,根究所问,边看边答。再由教员从答案中选出几份,加以改正,贴在墙壁上,名曰“标准答案”。

  这样带着问题看书的方法,让学生们很快了解了《社会进化简史》,明了书中所提从古以来社会经济进化的原理事实,掌握了必要的时代知识。

  这本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和叙述中国历史的书籍,让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得以愈发广泛的传播,也为而后的中国人自己写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那时,反动派的书报检查机关对红色书籍搜查甚严,为了出版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它的作者,下有名的“红色教授”——李达,为它起了一个隐晦的书名,《社会学大纲》。

  然而反动派也知道马克思,李达便机智地将书中的人名和有关的词语做了一些加工,使用了一些列宁所说的“奴隶的语言”。

  比如,把马克思写成卡尔,把列宁写作伊里奇,无产阶级是普列达里亚,资产阶级称作希尔乔亚。

  无奈下,李达以太太王会悟的名义,向英租界注册了一个书店——笔耕堂书店,以利用当时外国报刊可在上海租界照常出版和流通的政策,取得了出版的合法化。

  这本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终于得以问世。而此时,距离李达被反动派打断右臂、让他不再拿笔,仅仅过去了6年。

  《社会学大纲》的出版,在中国,开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之先河,哺育了一批又一批有理想、有信念的年轻人。

  正如李达在扉页所写,“战士们要有效地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

  1938年春,在又一次打开《社会学大纲》,看到“在两种实在可能性中进行选择时,要抓住能影响事物发展过程的枢纽一段”时,写下了这样一句批注:“西安事变时抓两党合作,七七事变后抓住游击战争。”

  理论研究虽不同于战场上的枪炮无情,却也同样需要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于生命。

  写出《社会进化简史》的张伯简,为了革命早东暮西,一如流星,留下闪耀的光照亮世人,却也积劳成疾,早早殒世。

  开辟先河的《社会学大纲》,让李达陷于险境,多次遭到反动派的威胁乃至伤害。

  回顾历史长河,类似的理论宣传家们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倾尽所有,只为通俗易懂地将理论知识更多的普及普罗大众。

  一路走来,社会主义的理论知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成果,在一代又一代理论宣传工作者的努力下,早已积淀入普通中国人的政治常识深处,并深刻改变着现代中国人的历史观。

  今日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这一切思想、理论和实践的源头,正是一代代普通的人90多年的长期奋斗,是理论宣传家们的研究与面向大众的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在这个关口,重温党的理论宣传初心,恰逢其时。

  习总书记曾说,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

  从“人猿相揖别”到新时代的理论宣传,彰显的是理论学习的初心,是“为了人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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